过往的过年

游强进（温泉）

癸卯年春节，女儿没有回来，父母也在外地，一家分在三地过年。温泉城区过年历来清静，远谈不上热闹，正好应验了王维在《酬张少府》里所说的，“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

晚年如此，过去可不是这样。祖父母、外婆健在的时候，我每年都会从咸宁回老家去过年。盼过年的急切、忙过年的紧张和过完年的满足，今天想来是那样清晰、多彩，个中场景，恍若眼前。

对于那时的过年，回忆起来有苦涩更有甜蜜。路再远、天再冷、钱再少，都挡不住人们返乡过年的脚步和急切的心情。年前，父亲会四处打听从咸宁去孝感的便车信息或想方设法托人购买火车票，哪怕是张站票。那个年代，除去武昌和县里，还没有长途班车，只有加开的绿皮车或者短途闷罐车可乘。

绿皮火车好说，在两节车厢连接处站上两三个小时便可到站，而类似于军列的闷罐车则着实难受。它只有看得到、望不够的高窗孔，没有坐椅，没有厕所，没有暖气，重且高的大铁门一关一合之间，冷气如同旋风般涌进车厢，顿感奇冷无比，所有人只好不停地搓手跺脚，连连呵出热气来捂脸护耳。咸宁到孝感百八十公里需要好几个小时，上这车的人没有一个敢喝水的。

有时候，我们也会顺便搭地区建筑公司送孝感籍员工返乡的敞篷汽车。沿国道一路向北，一车孝感口音，一路迎风站立，虽说耳朵冻得梆硬，双脚冻得发麻，但过年的兴奋仍让一路欢声笑语。记得有一年晚上下火车，农村结冰的土路被踩得“嘎吱嘎吱”发出声响。父亲背着妹妹，一家人走在去李家咀的雪碴子路上。忽地，父亲有如神助般停了下来。当他定睛一看，不由得吓出了一身冷汗：正前方竟是一个四五米见方的大粪池。若再往前一脚踩将下去，父女之命休矣！而这，就是过年，再苦再难，也要团聚！

“有钱无钱，团聚过年。”在那个物资并不丰富、人们并不富裕的年代，为了过个好年，大人们会把辛苦劳作一年的积蓄全部拿出来买年货、备年饭、贴对联、挂灯笼、发“压岁钱”。

打糍粑和炸豆腐是我印象最深的两件事。一锅糯米蒸熟后倒进木甑或石甑里，两个人用木杵一上一下不停击捣。刚打好的糍粑热乎绵软柔糯，揪一团下来塞进嘴里，像是天下最好吃的米团。外婆每次炸豆腐时，我会拿着盛有剁椒的小碗守在边上，等待着外婆将刚刚炸出一层金黄色薄皮的嫩豆腐从油锅里夹出，让我拌着辣椒吃下去。味蕾的记忆是顽强的，那是我念之求之的美食。

当然，除了豆腐，还要炸鱼圆、肉圆、翻饺、散子、藕夹。这些油炸的食品，加上各种卤菜，使年饭内容庞杂、丰盛无比，让人口不择食。零食没有今天丰富，水果也较缺乏，花生和米泡成了主打。年少的我会把花生仁剥去红皮后装进口袋里，到晚上一把一把扔进口里，好像只有这样吃才过瘾，第二天打起酸嗝来才后悔不迭。当听到米泡机的第一声轰响，便会忙不迭地跑回家中，催促着大人把自家的米拿出，挤到米泡机前排队。随着“膨”的一声巨响，米泡倾进白布袋里，拿回家后有的裹上糖成了米团或趁热切成了米糕，有的倒进糖缸里成了米茶，当然最多的是成为米泡装进口袋里，不时掏出一把塞进嘴里。

熬过了“儿童强不睡，相守夜欢哗”的腊月三十夜，初一开始的拜年是让我既高兴又无奈的事。高兴的是穿上了新衣服，拿到了压岁钱。无奈的是乡里城里，仿佛有走不完的路、见不完的亲戚、吃不完的饭。甭管认识不认识，都要去拜年；不管到了哪一家，都要吃个饭。孝感人有规矩：客人来拜年，一定会给你吃上三个“荷包蛋”；开饭时最先上桌的，必定是一碗红糖水和一盘接一盘的炸糍粑。

完成了随大人们拜年的任务，孩子们就放飞自我了。那个年代，没有手机，没有电视，却有好多玩耍的项目。比如看娃娃书（连环画）、吹气球、滚铁环、打撇撇、看电影……不一而足。而最令人难忘的，莫过于放鞭炮和“滴子弹”了。大人们会给孩子们买上不同颜色、不同种类的鞭炮焰火——摔炮、擦炮、花炮、冲天炮、地老鼠、烟花棒、魔术弹、降落伞……“滴子弹”是那个时代独有的童趣。在砖头上挖出一个凹槽，将四处搜罗的子弹头放入凹槽内，然后用另一颗子弹，垂直坠下对其撞击，若将子弹头撞出凹槽，则这颗子弹头收归已有。如此交替进行，收获不错的话，滴出的子弹头会将荷包塞满。

直到祖父和外婆去世后，祖母便到了咸宁，回老家过年的热闹和欢娱不再，　年饭的掌勺人也接续从祖父到父亲再到我手中。

今天，有了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民航飞机和私家车，人们回乡之路不再艰难和遥远；有了微信，人们不再清早起床四处拜年“开财门”；有了外卖和预制菜，做年饭也变得轻松；有了春晚，守岁也变得不那么单一和枯燥。虽说往年过年的场景大多存留在记忆中，但我们仍期待着过年，过好一个又一个的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