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与现在的链接中守护“梁庄”

○刘琦

怀着些许恐惧，又充满着庄严和敬畏，我开始了这篇读书随笔的写作，试图去讲述那些我无法避开的故事，和囚于内心的反思。

梁鸿著《出梁庄记》，记录从农村进入城市打工者的生活：他们做什么工作，住在哪里，有着怎样的喜怒哀乐。在这些生活图景的背后，是一个时代的话题——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以及冲突中的交融、交融中的冲突。

乡村与城市

传统中国是一种农耕文明，其影响源远流长，使得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呈现丰满的乡土性。农民是中国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以来，他们生活在一个个村庄里。村庄犹如生命体，对外相对隔离，对内却亲密交融，保持着一种互信的社交关系。在这样的“土壤”之上，生长着中国特有的社会形态：乡人重视传统，虔诚且自发地遵守各项习俗。

传统赋予家庭更强的链接，父母、子女、兄弟，以及三姑六婆，对乡人来说，是无比重要的社会关系。费孝通先生将这些关系总结为“差序格局”。处于这种“格局”中的人们，注重情感寄托，因而注重传统，因为传统本身就是人们因着情感寄托这一需求而创造出来的。比如葬礼，寄托了人们对逝去之人的哀思。

然而，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人与人之间日益形成新的社交方式，彼此保持适当的距离。乡村小而亲密的团体结构在城市现代社会结构的冲刷下，日渐消亡，心中的情感和寄托也逐渐淡化。久住城中的那些来自农村的打工者，模糊了乡村的记忆，乡情变得缥缈，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不再返乡，而追求在城市中不断“前进”。但在以乡土社会为根基的中国，即使是城中人，依然处于某种“差序格局”中。只是，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同心圆，半径在逐渐变小，情感在逐渐淡化，理性成为现代社会的社交前提。

追求与缺失

进城务工者成为这种冲突之下受影响最大的群体。他们出生在传统的乡村社会，来到城市，在“现代”的冲击下，心中产生一种不断滋生的追求和一种难以弥补的缺失。

这份追求起源于现代社会对乡村社会的“诱惑”。不论他们是自己走出了梁庄，还是跟随亲戚外出打工，动力都源于对富足生活的向往。然而，进城之后，缺失感随之而来，逐渐占据他们的内心，因为他们缺乏“城市身份”。比如书中描述的三轮车夫，“每座城市有每座城市的通行标准，城市道路资源是有限的，电动三轮车、自行车、摩托车占用了道路资源，就限制了群众的交通出行”，然而为什么他们拉三轮谋生就是在占用道路资源？什么人才能享用这道路资源？……这些问题让他们迷茫，却找不到答案。他们被卡在城市的“缝隙”中动弹不得，弱化心中信念，追求和缺失都逐渐地失去意义。也许最后只会剩下两个寄托：一是孩子，他们仍是作为务工者的父母去拼尽全力的动力；二是故乡，即使他们不再回去，故乡更多是一种符号。这种寄托，强大又弱小。

抛弃与回避

对进城务工者的刻板印象，存在于一些“悬浮剧”中：或纯然的朴实可爱，或全部的粗鄙不堪。但《出梁庄记》的真实记录，充分展现出人性的复杂。书中写道，“人们抱着面对‘奇观’的态度去观看，既泪流满面，感慨万分，又事不关己，冷漠无情，‘只有轰动，而没有真正的事件’”。

异化和偏见，时有浮现。“一个农民工在公交车上，看到一个妈妈带着小孩，就主动给让位，小孩要过去坐，妈妈阻拦小孩，说太脏。那个农民工用袖子把座位擦擦，那位妈妈还是不让孩子坐，给小孩说，太臭。”

抛弃过去，回避农民工的身份，成为一些进城务工者中“成功人士”的迫切愿望。《出梁庄记》写到了一位“百万富翁”李秀中。当他获得事业上的成功之后，便或无意或有意地表现出对过去“农民”身份的抛弃与回避，想要远离乡村的社交关系，不再遵循乡村的处世哲学。但是，过去的一切依然无时无刻不作用于他，让他在摇摆中倍感纠缠。

“想逃走”

作为进城务工者命运的记录者，梁鸿在《出梁庄记》的写作过程中时常感到“羞愧”。在书中，她不止一次写到“想逃走”，作为一个适应了城市生活的人，务工者们的生活状态令她感到痛苦、难堪，而每当她终于回到了城市，她又不由自主地感到一种轻松和适意。正是这个反差，让她感到了无比的羞愧，甚至是羞耻。她深知自己也是现代社会的一分子，同你我一样，她不得不承认我们很难愿意去体验和容纳务工者的生活。在回梁庄前的最后一章，梁鸿写道她有点不愿意去完成这一章，“相同的风景，相同的命运”，一切都千篇一律，而这又确实不是她的生活，“可以安然无恙地逃跑，而不承受任何道义的谴责”。在离开最后一个城市后，她如释重负，却又因此而再次感到羞耻——这是一个存在于现代社会几乎所有人内心的羞耻，可几乎所有人理所当然地忽视了它。在她终于完成了整本书的写作后，她最后写道：“用哀痛的语言来传达忧伤，那共同风景中每一段生活所蕴藏的点滴忧伤。哀痛和忧伤不是为了倾诉和哭泣，而是为了对抗遗忘。”

她还写下：“我终将离梁庄而去。”

看不见，道不清

《出梁庄记》这本书，我花了一个多月才读完。在最初的一周，我就读完了约一半的内容，可是快到最后，我甚至可能一周也不敢翻哪怕一页。我在阅读时也始终感到同样的羞耻——因为他们生活的不易，因为我的幸运。似乎有种罪恶感压着我，我不得不承认，我曾经漠然地忽略这一切。

但是，因为这本书，我开始了漫长的思考与反思，我想着生活中的一切人和事，想着他们的生活，和《出梁庄记》写下的一切。不知不觉间，我把写这篇随笔当作了抒发愧疚和思考的平台，努力去想我能做什么，我能写什么，怎样我才对得起这份幸运和这份反思？可当我试图在文字中寄托太多东西时，我又开始变得有些恐惧。一切的回想与记述都让我有些敬而远之，不忍提起笔：无论如何，我想表达的究竟是什么……

这本书令我想到了我的父亲。父亲来自山西五台山山脚下的一个小山村，现在那个村子已经没人住了。他比书中描述的那些务工者幸运，他读完大专来到上海，有份不错的工作。他把奶奶接来上海住……后来又有了我。我时常看见父亲很疲惫，但无论何时，他对我总是很耐心。

我一直都知道，在父亲工作前爷爷就去世了，作为家里的长子，他担负起了养家的重任。但那些不易，除了初闻时的感动与忧伤，之后就被我搁置在了时间的长廊里，任其积灰。但此时回想起来，我再次感受到了初闻时的感受，甚至更强烈许多。我开始理解父亲有时的暴躁或消沉，其背后是怎样的辛苦和疲惫。这样的发现，让我自责和悲伤。

现代社会为何不能容纳乡村社会？传统是可以被保留的，最终的现代社会可以成为一个同时能包容乡村的社会。乡村逐渐在“消失”，人们将进入城市，如果城市能让农民有尊严地生活，依然感受到与过去和传统的链接，感受到依然“活着”的乡村文化，那么，《出梁庄记》呈现的割裂就不会是永恒和绝望的。

时代在前进，但人可以回头。任何人都能够记住过去，人们是能共情的。幸运的我们，应当怀有一份哀痛和忧伤，应当用哀痛的语言来表达忧伤。这是为了铭记历史和传统，是为了不忘记，是为了对得起我们写下的：我终将离梁庄而去。

（转载自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