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项创新，在一开始都是冒险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对自己的未来越来越充满焦虑。这种焦虑与其说是面向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倒不如说直逼人类未来，直击人性之本质。基于科技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人类与科学技术必定是一种共在关系。这种共在关系存在的场所恰恰就是我们的星球——宇宙中的“暗淡蓝点”。

作为“暗淡蓝点”管家的一员，前英国皇家学会会长、著名天文学家、剑桥大学教授马丁·里斯在其《人类未来》一书中，“谨以科学家、同时也是人类中的一名焦虑者的身份”，聚焦技术可行性与现实可行性之间的差异问题，试图解码科学技术影响下的人类未来。这种解码恰如本书的副标题所示——Prospects for Humanity，既是对人类前景的预测与展望，也是对人性的设想与期望。

焦虑源自何处

焦虑也是一种态度，但这种态度并不仅仅出现在现代化浪潮的强势冲击之中，而是出于人类、科学技术与自然之间的共在焦虑是对某事、某物、某状态的一种态度，并被一批思想家视为现代性的一种症候。

在《人类未来》一书中，马丁·里斯的焦虑同样也是一种态度，但这种态度并不仅仅出现在现代化浪潮的强势冲击之中，而是出于人类、科学技术与自然之间的共在，如“古代人面对洪水和瘟疫时既困惑又无助，而且很容易产生非理性的恐惧”等。这是人类对其生存环境的认知极度匮乏而产生的恐惧式焦虑，这种焦虑会伴随科学技术对自然界的认知与改造而得以阶段性缓解。

然而，不要以为科技的发展会消灭这种焦虑，恰恰是因为科技的进步，另一种焦虑在马丁·里斯处涌现。正如美国技术哲学家卡尔·米切姆在经历了古代的技术怀疑论、启蒙时代的技术乐观主义之后，出现了对技术持有矛盾态度的浪漫主义焦虑一样，马丁·里斯的焦虑不会因科学技术的发展而缺席。这种焦虑是由基于人类借科学技术对自然之知而引发的，发生在力图对未来进行推测的过程之中。这个推测意指直对未来的希望。

就这种焦虑的源头而言，在《人类未来》一书中，我们可以发现两个。一是源自技术自身所蕴含的不确定性。如马丁·里斯在本书中所示，“生物技术和网络世界的潜力令人振奋，但它们同样也令人恐惧”“新技术的承诺与危险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等;另一个则源自对人性的反思。“如果我们意识到生物技术、机器人技术、仿生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的力量，还有它们将在未来几十年变得更为强大的潜力，我们就不能不对这些力量可能被滥用而感到焦虑”。因此，马丁·里斯正是在描述“关于未来的希望、恐惧和推测”中将焦虑涌现。

马丁·里斯式“焦虑”

人类对这场世界的变化没有准备，我们还没有能力去沉思，去实事求是地辨析在这个时代中真正到来的是什么关于科学技术与人类关系的焦虑，芒福德、埃吕尔、罗马俱乐部的成员们，法兰克福学派、海德格尔等学者在偏重科学技术对社会负面效应的框架下，从浪漫主义的立场、意识形态式批判的立场等指出科学技术的进步孕育着一种固有的非人道化的倾向、人类社会的异化等现象。如: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曾将“畏”“惧”“操劳”“操心”等引入到了人类的存在之中，而人类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技术连根拔起。不过令海德格尔更焦虑的是，人类“对这场世界的变化没有准备，我们还没有能力去沉思，去实事求是地辨析在这个时代中真正到来的是什么”。

马丁·里斯也在思考上述问题，并表达了某种焦虑。事实上，焦虑究其本质而言，就是一种思考。他对生物技术、网络技术、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给人类生活、健康、环境等带来的好处予以肯定，但还有不容忽视的另一面。如他在书中所言的那样:“在这些方面我是一位技术乐观主义者，但不可否认其中也潜在负面影响，这些发展令这个相互关联愈发密切的世界，产生出新的脆弱性。”

2015年，在牛津大学马丁研究院成立十周年之际，马丁·里斯发表演讲，题目是，“技术的负面效应会让人类的光明未来黯然失色吗”，从中可以看出马丁·里斯对技术负面效应的焦虑，但他的焦虑有其特色。他明确意识到:“每一项创新在一开始都是冒险——想想铁路或者如今司空见惯的外科手术，它们在刚诞生时也都是开创性的。”因此可以说，马丁·里斯的焦虑是忧虑式的谨慎技术乐观主义，即对未来的焦虑不是恐惧与畏惧，而是基于深思的敬畏与谨慎。

用风险意识审视人类未来

“公众至今仍然不肯承认这两种威胁:一种是我们对生物圈造成的破坏和危害，另一种是我们现在互联的世界在面对个人或小团体的错误或恐怖行为时所表现出的脆弱”在《人类未来》一书中，马丁·里斯在“真正存在的风险”中回答，“只有通过探索才能找出办法来。我决不认为人类由于培育了工程师的创造才注定要衰亡”。上述观点是贝尔纳、贝尔、托夫勒、布热津斯基等对科学技术的乐观判定。

在这种观点看来，虽然科技进步带来了诸多的问题，但一切由科技进步所导致的负面影响将由新的科技进步进行弥补。但事实是，“我们的世界是如此相互关联，以至于不管灾难袭击了哪个地区，其后果都可能席卷整个世界”。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助推了如汉娜·阿伦特所描述的人类境况中的“世界异化”和“地球异化”，以及技术力量所带来的沉思生活与积极生活等级秩序的倒转。当技艺人的胜利充斥当下时，思想的力量更应强势出场，而不是在远处沉寂与呼唤。这正是马丁·里斯式焦虑在当下的意义所在。

这种焦虑的意义在于积极认知风险，而不是逃避、畏惧或忽视风险，并以风险意识审视人类未来。他犀利地指出:“创新往往是危险的，但如果我们不承担风险，就可能错过利益。”乡愁式、向后看、批判式可以完成某种对技术不满或失望情绪的宣泄，但当人类离不开技术时，因技术的负面效应而抛弃技术是不现实的。

但如何面对风险呢?显然不能忽视，且必须理性正视。“公众至今仍然不肯承认这两种威胁:一种是我们对生物圈造成的破坏和危害，另一种是我们现在互联的世界在面对个人或小团体的错误或恐怖行为时所表现出的脆弱。”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风险与人类未来成为公众极为关注的问题。或许“我们第一次需要正视灾难——社会的，或者生态的，那将是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的挫折。挫折也许是暂时的。但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极具破坏性(并且可能会引起严重的环境或基因退化)，以至于幸存者们永远无法在当前水平上重建文明”。

为未来给出“药方”

“要应对全球威胁，需要更多的技术，但这些技术需要社会学和伦理道德的引导”

马丁·里斯不仅仅是一位“焦虑”的科学家，更是一位力图走出“焦虑”的科学家。“如果科学能够得到最佳的应用，将会给2050年居住在地球上的90亿或100亿人口提供一个光明的未来。但我们如何才能避免走向反向乌托邦，同时又最大限度地抓住机遇，实现这一美好的未来呢?”在《人类未来》一书中，马丁·里斯为作为“暗淡蓝点”管家的“我们”开出了他的“药方”。

第一，科学技术专家的出场及其方式。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我们的文明由创新而塑造。创新来自科学进步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自然的深入理解”，但科学技术的肆意妄为将引发巨大的灾难。因此，科学技术专家“需要与公众进行广泛的接触，并且充分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特别是在风险极高的时候”，并且除了“需要履行作为公民的义务以外，还需要承担起特殊的责任”。这里的责任意指伦理义务。

第二，组建新的国际机构。马丁·里斯在其对人类未来的描绘中，提出对全球性挑战的“应对可能需要新的国际机构，这些机构既要有正确的科学指引，又要对公众的政治和道德意见做出回应”。反观人类历史，国际机构在人类事务中有着特殊的作用。对其作用的评价，既有赞美，也不乏诟病。若人类未来的构建是基于科学技术的，那么，科学技术与政治及道德的并重是国际机构的应有之义。否则，任何一种偏颇都将羁绊美好未来的构建。

第三，构建正确的人与技术的关系。随着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的发展，如若“插入”扩展记忆或将语言技能直接输入大脑等成为现实，那么，“我是谁”这样的哲学问题也因技术的发展而出现了新的语境，实际的人与“可能存在的人”的关系、机器智能与有机智能的关系等都亟待厘清。马丁·里斯在《人类未来》一书中对1983年俄罗斯空军军官斯坦尼斯拉·彼得洛夫对监控屏幕显示美国向苏联发射了5枚“民兵”洲际弹道导弹处理方式的阐述，可谓隐含了对人与技术关系构建的某种启示。

最后，技术与道德携手。“要应对全球威胁，需要更多的技术，但这些技术需要社会学和伦理道德的引导。”毫无疑问，这是依据马丁·里斯的忧虑式的谨慎技术乐观主义立场所能开出的“药方”之一。马丁·里斯明确表示“有些人倡导对未来保持乐观，并热衷于改善我们的道德感与物质文明。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因此，对人类未来的马丁·里斯式焦虑是基于科学技术身份而展开的技术乐观式焦虑，是在审视技术风险的意义上，借道德的守护之力走向对“暗淡蓝点”的守护。这种守护方式旨在期冀以技术与人性的携手来共谋人类未来。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