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封金谱学研究之三] 茶院府君，不得不说的事

——对《婺源茶院朱氏始祖朱瓌新考》的新考

朱封金

近日，拜读了《婺源茶院朱氏始祖朱瓌新考》一文，作者浙江大学束景南教授，本文收录在他的《朱熹年谱长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一书，浙江大学的宋学研究中心第26期《简报》里刊登出来，主编为陶然。

本人不敢沾束老教授的光而去蹭他的热度，仅从家谱研究的角度，对该文个别地方提出一点个人看法。

关于府君的称谓

在朱熹的那篇《婺源茶院朱氏谱序》文中，凡涉及到自己的先人，他都以“XX府君”来称呼，如始祖茶院府君，高祖芦村府君等。因此，《婺源茶院朱氏始祖朱瓌新考》（以下均称该文）就说，“府君”前面的两字为地名，如歙溪府君惟甫（注：文中误认为是惟则了）是因为葬在歙溪，所以称为歙溪府君，芦村府君朱振、王桥府君朱绚都是因为其二人分别葬在芦村和王桥这两个地方，所以，该文就此认为，府君的前两个字一定是地名。

至于茶院是不是地名，在这里我也不好妄加推论，但认为“府君”前面的两个字一定是地名，值得商榷。如按作者的推论，“其实在朱氏宗谱、族谱中都是用地名来指称某某府君的，一是指其坟墓的葬地，一是指其居家之地，绝无用官名来指称府君的。”那么朱熹称他的祖父朱森为承事府君、父亲朱松为吏部府君又该怎么说呢？这两“府君”的前两个字不正是官职的名称吗？

关于古僚的年龄

茶院府君朱瓌（瑰），又名環（环），字古僚，号舜臣；其兄朱瑾，又名王革（王+革），字古祐，号鼎臣，多数家谱把他列为弟，据考究，实则为兄。

古祐、古僚兄弟俩的生卒年月在朱氏族谱中记载不一，但该文作者看了一家族谱就下结论，未免有些以偏概全。尤其是作为弟弟古僚的生卒年月，确实是目前研究新安朱氏宗谱人士的一个讨论话题。该文认为，朱瓌任职婺源时，应该是30至40岁之间，那么他的出生年份应在866至876年之间。随后，该文又说，黄巢起义时，朱瓌只有两三岁，之所以有这样的推论，全因作者只翻了一家的族谱而得出来的结果。

关于古僚的出生年月，本人手头几个家谱的记载就有很大的出入。婺源茶院世系朱氏源流（三）记载，古僚生于842年，其子廷儁生于871年。铅山朱氏家谱记载，古僚生于855年。潮州朱府宗谱虽没记载其生卒年月，但其中有“891年中进士”这几个字。东溪苏槐堂朱氏宗谱没记载其生卒年月，但跟其他朱氏宗谱一样记载了“天祐中奉刺史陶雅命领兵三千戍婺源”这几个字，其子廷儁生于914年，这也是多数家谱记载的内容，同时也是该文作者采纳的一个内容。

那么，古僚到底出生在哪一年？

纵观中国历史，一般开国打天下的带兵将领年龄比较年轻，因为，他们在这之前出身低微，属最底层的平民，其地位均靠在战场上打拼出来。但一个成立了几百年的王朝，其带兵将领的年龄就不会年轻了，他们得凭资历和阅历，从基层一步步做上来，等到了将军这一层次，最快也要到40岁，多数的在50、60岁左右，根据这样来推算，古僚的出生年份应该在850年左右。

研究古僚的出生年月，就不得不把其兄古祐的出生年月放在一起讨论。综合所有的朱氏家谱，虽然古僚的出生年月参差不齐，但其兄古祐的出生年月惊人的一致，“生于唐文宗太和元年九月二十五日，唐宣中大中二年登进士第”根据记载，古祐出生于公元827年，公元848年登进士第。如果古僚出生于850年的话，那他的哥哥古祐的年龄跟他相比，相差了20多年，这也是该文作者质疑的一个理由。那么，哥哥到底应该比弟弟大多少岁为合理呢？

我们不能以现代社会来推论古人的兄弟年龄差距，现代人只能一夫一妻，但有地位的古人是一夫多妻，这个时候，哥哥大弟弟40、50，甚至60岁都不足为奇，即使一夫一妻的社会制度，哥哥大弟弟20多岁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更何况古人呢。

综上所述，古僚应生于850年左右，50多岁带兵镇婺源，很正常。

文中的矛盾之处

该文主要是分析朱熹始祖朱瓌，但不可能绕开朱瓌的兄弟朱瑾，作者认为，朱瑾授开国亭英侯一事完全是无中生有，皇帝的诏书都是后人捏造，文中关于皇上给朱瑾的诏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除制说朱瓌、朱瑾兄弟“勒捕巢兵，克复江南”，按黄巢事在僖宗乾符至中和年间，其时朱瓌还只是三、四岁的小孩，如何能“勳捕巢兵”？黄巢死于中和四年(884)，若朱瓌勒巢有功，如何要二十二年后到天祐三年(906)才论功，除八州观察使？这不是荒唐吗？朱瑾卒于光华三年(900) ，天祐三年已不在人世，怎么会除招讨军容使？其余三篇除制也是伪迹昭著，如第一篇称“况难兄难弟，奋庸熙载，且同德同力，竭忠效谋”，第二篇称“藉尔兄弟之力，宣推峻秩”，都是说朱王革、朱瓌兄弟同力勒巢勒寇，这都是不可能的事，仅此已见其伪。

随后，文中又说：实际在僖宗朝黄巢起义的时期，朱瑾、朱瓌都还是小孩，他们绝不可能参加勳黄巢的斗争。朱瑾、朱瓌主要活动在昭宗、哀帝的时期。

如果把该文前后所说进行一番对比，那朱瑾只活了十多岁，那朱瑾的五子从何而来呢？

关于朱瑾驻兵浮梁之说

该文还写道：歙州刺史陶雅恰在这时奏朱瑾领兵镇浮梁，如朱瑾在景福元年已授御史大夫、亭英侯，那么他已经入朝做大官，区区一歙州刺史竟可奏他去当一个领兵镇浮梁的小官吗？

这句话恰恰证明古祐当了“大官”了。据新安历史考究，综合当时情形，黄巢之乱平定后，朱瑾的部队就驻在歙州黄墩一带，此时，浮梁那一带社会不稳，盗贼横行，作为刺史陶雅无权调动朱瑾的兵去剿匪，只得奏请皇上命朱瑾驻兵浮梁，在这种情况下，已世袭亭英侯的朱瑾之子廷秀就把兵营由歙州黄墩迁到浮梁周围，负责剿匪任务。据徽州旧牒记载：（廷秀）道经鄱阳，至浮梁北门槎濑滩，喜其山水形胜而居焉。于是，建营屯戍，募兵御寇，寇闻风逍遁，民赖以安。故曰朱家营里。此后，朱廷秀子孙就在此安家，慢慢地，朱廷秀就成了浮梁七溪始祖。此乃后话。

如果朱瑾没当大官，或受陶雅节制的话，那还用得着陶雅奏请皇上吗？直接命他去浮梁不就得了？就像他的弟弟古僚一样，“以雅之命领兵三千戍婺源”，当时浮梁也是在陶雅的管辖范围内。

因此说，朱瑾是驻兵浮梁，而不是去当镇守浮梁的一个小官，也不排除陶雅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借机搬走朱瑾在眼皮底下的威胁，跟镇守浮梁是两回事。